他们不愿意守法，哪怕是自己制定的法
民间公案中有句常见的说法“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”。王子犯法，可能与庶民同罪吗？当然不可能。但是，这表达了老百姓的朴素愿望。他们渴望法律公平。
可惜，法律从来不公平。
最开始，法律条文是不对百姓公布的。
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，对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，在这个基础上主持编订了三种刑法，并将其公之于世，让老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，知道犯了法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。子产这个做法，遭到了很多贵族的反对。
郑国的叔向写信痛斥子产：“法律不公布出来，民众会怀着恐惧之心，不敢随便乱来。现在你把法律公布了，民众就会钻法律的空子，争相琢磨怎么做坏事而不至于被制裁，这样就不怕长官了，反而会导致犯法的事情越来越多……”
法律不公布出来，老百姓不知道法律条文是什么，才会畏惧法律和统治者嘛。唐朝的孔颖达为《左传》作的注解“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”，概括得非常准确。
后来，即使有了成文法，在古代中国人看来，法也是统治者施加给被统治者的，是“王法”。
一般来说，承平之世，法律制定和执行得相对好一点。而乱世，不但法律条文差，执行得也非常差。比如秦朝。
当然也有一些时代，法律条文制定得比较好，但是执行起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比如北齐。
我们来举两个例子吧。
梁武帝萧衍号称佛教皇帝，佛教主张众生平等，但是梁武帝执行法律，则是宽待自己的亲信和贵族，苛待百姓。萧衍的弟弟萧宏经常为非作歹，掠夺百姓，但是萧衍一直纵容他。
隋文帝杨坚号称贤明，也有所谓的“开皇之治”，可惜是假盛世。隋文帝即位之初，也曾大力革除前朝苛政，删减北周的旧律，用轻刑代替重刑，把一些应判死刑的条律改为流放。
593年，隋文帝规定，所有死刑案件均报请大理寺复核，并由都官省上奏皇帝批准。595年，进一步严格程序，对于死刑案件的执行，必须上奏皇帝三次方可执行。
但，那是官员的标准，隋杨坚自己执行起死刑来，那就很随意了。杨坚经常在朝堂上随意打人、杀人。也有很多大小官员被杨坚的怒气和没有来由的律令干掉了。隋文帝还“钓鱼执法”，派人去给官员送礼。许多官员接受了。其中，晋州刺史、南阳郡公贾悉达，显州总管、抚宁郡公韩延等官员都中了隋文帝的“钓鱼执法计”而被砍头。
再举个例子吧。汉武帝时期，到处发动战争，自然就需要大量的钱。而大司农颜异是个儒生，不主张对老百姓进行过度的剥夺，于是，就被汉武帝的鹰犬张汤造了个“腹诽”的罪名杀掉了。
别说这些人了，就是号称“三皇五帝”以后最贤明的汉文帝，执行起法律来，也是经常想乱来的。
有一次，汉文帝外出行至中渭桥，突然有一个人从桥下跑出来，惊了文帝御驾的马。汉文帝险些被摔下，十分恼火，就命人拘捕了这个人，交给廷尉查办。廷尉张释之审讯后，依法判定为“冒犯车驾，罚金四两” 。上奏朝廷后，汉文帝很生气，认为判决过轻。张释之解释说：“法律是天子和百姓应该共同遵守的，不应偏私。法有定规，如果加重处罚，如何取信于民。廷尉是天下公正执法的带头人，如果廷尉不公正，地方也会不公，百姓就会慌恐不安 ! ”汉文帝思考了很久才说：“廷尉的量刑判决是对的”。
又有一次，有人偷窃了汉高祖庙里的玉环，被卫士抓获，汉文帝十分恼怒，责令廷尉张释之严惩盗犯。张释之依照相关法律，奏请文帝判处弃市。汉文帝大怒，认为应当诛其九族。张释之据法以争，说：“依照法律，弃市已是最高处罚了。盗窃宗庙器物就诛灭全族，如果以后有人偷挖了长陵上的一抔土，又该如何处罚？”汉文帝和薄太后商议良久，批准了张释之的判决。
看了这么多故事，我们明白了，在统治者看来：老百姓最好不要明白法律条文的内容，其次，就算他们明白法律条文了，我也可以不照法律条文执行，可以法外施恩或者法外加刑。
其实，这个道理也不难理解。法既然是“王法”，其合理性就来自王，那么王为什么要遵守自己制定的法、把自己关进笼子里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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